同樣遭遇超級通脹和黨爭,為什么英國走向工業革命,而大明亡了?

可以看出,越是大陸文明屬性強的經濟體,土地資源越多,資產階級越難在與土地貴族的斗爭中取勝。這是因為,保守派的勢力隨著耕地的面積成正比。反過來,英國海洋商業文明屬性強,本來就易于發展工商業和對外貿易,土地貴族勢力較弱,又排除了外來勢力干涉,于是在邁向資本主義的競賽中取得先機。
【引言:
五百年前的國際形勢,與今天的世界有很大的相似性。當年的英國和大明,很類似今天的中國和美國——如同十六世紀的英國,當今中國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方針下,保持國內穩定,大力發展經濟,積蓄實力。美國正如當年的大明,圍繞著對外貿易,今日美國同樣形成了沿海與內陸地區的二元對立,撕裂成針鋒相對的兩大陣營,兩黨分別代表沿海和內地兩大陣營的利益,內斗不斷、寸步不讓。
塵封的歷史,似乎正以另一種形勢,回歸人間。】

正文:

英國能夠挺過十六世紀的超級通脹,走向工業革命的道路,并不是公知們鼓吹的民主制度立下大功,反而當時英國王權的中央集權起到了關鍵作用

都鐸王朝可以說是自1215年無地王約翰簽署“大憲章”之后,英國中央集權的高峰,而亨利八世及其女兒伊麗莎白統治時期,又是高峰中的頂點。

宗教改革由亨利八世迎娶安妮·博林而起,因此他不能自扇耳光徹底否定新教;但是由于經濟形勢逆轉,他也不能支持新教徹底打擊天主教;出于穩定統治的需要,國王選擇了一條中間路線——新教與天主教相互妥協糅合的英國國教。

這條路線之所以能走通,是因為英國自愛德華三世后期開啟的長達一百年的超級亂世,使得保持政治穩定成為英國上下的一致共識。

用今天的話說,“穩定壓倒一切”成為英國頭號政治正確,既要“防止極右,也警惕極左”。誰敢做出有損國家穩定的事,誰就是與英國為敵,就犯了叛國罪,拖出去砍了其他人也不能說出什么。

國王以維穩為大義,對于兩黨的激進分子都嚴懲不貸,因此兩黨斗爭只能保持在有限烈度內,誰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亨利八世之后的愛德華六世和瑪麗一世時期,兩黨都曾短暫得勢,并造成社會劇烈動蕩。

在隨后的伊麗莎白一世的時代,通貨膨脹仍然沒有好轉,相當于不斷地向英國這口天主教和新教斗爭的大鍋里添柴。伊麗莎白一世在其統治的44年間,延續其父亨利八世的高壓政策壓制兩黨的斗爭,甚至變本加厲,君主權威達到英國歷史的頂峰。在女王統治的后期,甚至出現議員一句話沒說對而下獄的情形。

同樣遭遇超級通脹和黨爭,為什么英國走向工業革命,而大明亡了?

伊麗莎白一世

(伊麗莎白的姐姐瑪麗是著名的“血腥瑪麗”,

其實,被稱為“黃金時代”的伊麗莎白統治時期,血腥程度更勝其姐)

下面簡單列舉一下從亨利八世到伊麗莎白一世時期頒布(在伊麗莎白一世時期仍然有效)的部分叛國罪的規定:

1534年規定,誹謗國王與安妮·博林婚姻及其后代繼位權,企圖傷害國王及王后圣體、損害國王尊嚴、污蔑國王是異教徒、暴君、篡位者、蓄意剝奪國王的軍隊控制權,均為叛國罪;

1536年規定,凡拒絕放棄教皇至上原則,拒絕宣誓承認國王至尊地位者,不論是教會人士還是世俗官員,均以叛國罪論處;未經國王同意私自與國王的姐妹、姑姨、侄女結婚者,都屬叛國罪;

1543年規定,所有神職人員和國家官員都必須按規定的誓言進行宣誓,凡拒絕宣誓或批評該法案者均以叛國罪論處;(以上為亨利八世時期)

1552年規定,口頭或文字形式攻擊國王(女王)及其配偶者,祈求上帝縮短國王(女王)壽命者,均為叛國罪,1555年又把上述內容重申了一次;(這兩次分別為愛德華六世和瑪麗一世時期)

1559年規定,發表旨在推翻或廢黜女王的言論,或對女王發動戰爭、或否認女王有合法繼位權者,均為叛國罪;

1570年規定,慫恿外國人入侵英國,對確定女王繼位權之法規提出異議,私自接受教皇敕令者,均為叛國罪;

1572年規定,企圖奪取女王武裝力量,或包庇營救叛國罪犯者,均為叛國罪;

1581年規定,企圖促使女王之臣民與羅馬和解者,均為叛國罪。

對于叛國罪嫌疑犯,在定罪之前即作為“國民公敵”看待。審判中,只需根據一個證人的證詞(普通犯罪至少需要兩名證人)即可定罪,而且被告不允許了解起訴書內容和證人名字,不允許自我辯護或反詰證人,有時甚至禁止使用陪審團。國王可以在任何法庭上隨時審判叛國罪犯。對叛國罪的刑罰也格外殘酷,輕者沒收財產,剝奪后代繼承權,重則絞死、肢解、剖腹、挖出內臟等。

可以看出,生活在伊麗莎白一世年代的英國可得萬分小心,說錯一句話被別人聽到并舉報,動輒有犯叛國罪掉腦袋的危險。

清朝文字獄的殘酷中國人不會陌生,伊麗莎白時期的文字獄也是不遑多讓。伊麗莎白自己所寫的一首十四行詩,字里行間透露出森森殺氣:

海外的流亡之徒不得停靠我的碼頭,

我國的山川容不得妖言惑眾之輩,讓他們另覓高就,

我的銹劍沉睡之后將鋒芒初試,

砍下那些妄圖有變、讕言明日得幸者的頭。

雖然女王的統治極為嚴酷,但是,伊麗莎白的高壓政策保持了英國歷史上超長的國家穩定,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相對于同時期歐洲大陸上因為宗教紛爭流血不斷,更顯得難能可貴。

英國人雖然生活在高壓政策下,沒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但是仍然覺得自己十分幸福,對伊麗莎白女王的歌功頌德溜須拍馬之聲不絕于耳,著名英國文豪莎士比亞就是其中一個大馬屁精。

同樣遭遇超級通脹和黨爭,為什么英國走向工業革命,而大明亡了?

莎士比亞(設計臺詞:除了寫劇本,溜須拍馬哄女王開心也是我的強項!)

當伊麗莎白在1588年奇跡般地帶領英國擊敗了西班牙無敵艦隊之后,女王的個人威望更是達到歷代英國國王的頂峰,英國人對她達到盲目崇拜甚至神化的程度(英國歷史上空前絕后僅此一位)。

1578年倫敦主教艾爾默將女王與上帝相提并論,他說,”我不信任上帝,而只信任王上,王上是上帝的副手,因此是我的另一個上帝”。

當時出版的文學作品肉麻地吹捧伊麗莎白女王為“光明的女神”、“天國的仙后”。英國人甚至一度認為,凡是伊麗莎白女王說的話做的事都是對的,如果懷疑女王的言行,那一定是你自己出了問題。

伊麗莎白一世時期長期穩定帶來的相對于歐洲大陸的繁榮,成為英國人共同的政治記憶,兩黨長期共存斗而不破的慣例,就此固化在英國政治體制的血脈之中。

這一政治傳統也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也經過了一百年左右的反復。

在伊麗莎白駕崩之后,即位的國王詹姆斯一世來自英格蘭的宿敵蘇格蘭,在英國談不上什么權威,也無力壓制矛盾,兩黨斗爭不斷加碼,輪番升級,直至引發血腥殘酷的英國內戰。

在此期間,大批教徒不堪忍受國內的宗教迫害與反迫害而背井離鄉,到大西洋彼岸去追尋宗教理想,大批的英格蘭移民開拓了北美殖民地,成為美國的最初雛形。(此為后話)

從兩黨制的起源可以看出,無論外表如何包裝,兩黨制的內在實質仍然是被限定在一定范圍內、不流血的內戰。在后來的政治制度演化中,君主的高壓轉變為對保持政治穩定的共識。存在共識的情況下,兩黨斗爭可以斗而不破,保證民主制度的運行。

在任何情況下,一個組織都不應當高度統一,而要保持一定的多樣性,容忍不同聲音,否則同樣會引發組織熵增。

兩黨制的優點在于,由于斗爭日常化,使得矛盾能夠在累積到不可收拾前及時釋放,避免產生大的動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組織反熵增的作用。

說起來有點深奧,其實兩黨制與夫妻吵架是一個道理。正常情況下,兩黨就相當于有話就直說的夫妻,雖然天天拌嘴,但是雙方都注意不觸及對方底線,并且都還有一起過下去的共識,日子還能過下去。通過吵架,雙方認識到自身的不足而加以改正。

但是反過來說,吵架過日子畢竟不如商量著過日子和睦。兩黨制是離內戰最近的一種政治體制。如果社會割裂,共識消失,政治斗爭不斷升級,就會滑向真正的內戰。這就相當于夫妻如果都存心不想一起過了,隨便找個雞毛蒜皮的小事就能吵到天翻地覆動刀動槍。

導致雙方共識消失的最大因素,就是不能做到“利出一孔”。夫妻擁有共同財產,就是實現利出一孔,是家庭的最大穩定器。如果雙方利益來源不一致,相互割裂,甚至一方的利益會傷害到另一方,那就肯定過不到一起了,遲早分家。

除了十七世紀的英國內戰,十九世紀的美國內戰也是鮮活的例子。至于南美、非洲、西班牙,民主制度演化為內戰的例子比比皆是。英國在光榮革命之后之所以能夠實現兩黨一致對外,因為英國通過海外殖民,已經形成了共同利益,雙方已經被共同的利益鏈條捆綁到了一起。

說完兩黨制,我們來說說長達一百年的超級通貨膨脹周期的結局。這還得歸功于英國:伊麗莎白統治后期,英國利用皇家海盜擊敗了西班牙無敵艦隊,使得西班牙的海上霸權一去不復返,再也不能隨心所欲地向歐洲輸送金銀了,英國替全世界人民除了一大害。整個歐洲乃至世界終于長舒一口氣(遠在歐亞大陸另一端的明朝也發來賀電):這個敗家玩意兒終于被干掉了!

但是,這一切來得太晚。

在歐亞大陸上,被早期溫和通脹催生的資本主義萌芽,大部分被反撲的天主教勢力所殺死,反而是內斗相對被壓制的英國,保留相對較多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僅次于荷蘭)。

如果縱覽整個十六世紀歐亞大陸的歷史可以看到,在歐洲,資產階級先是歡天喜地打著宗教改革的旗幟,帶領著洗凈泥腿進城的工人們斗地主。斗得正嗨之時,西班牙造成的輸入性通脹造成雙方實力反轉,地主們滿血復活殺了回來,雙方打得那叫一個血肉橫飛、天昏地暗。

在具有很強海洋商業文明屬性的荷蘭,資產階級付出了巨大代價后終于獲勝;在法國,資產階級慘敗;而在德國這個宗教改革的發源地,至十七世紀前半程仍然為了宗教問題殺得血流成河,三十年戰爭使得德意志損失了60%的人口,資產階級幾乎被清剿干凈。

這也是為什么英荷兩國在資本主義進程中實現領跑,而歐洲其他國家落后很多的關鍵原因。這種不平衡的發展態勢,也給了英國足夠的發展空間,使其能夠成長為第一個全球工業帝國。

在明帝國,雖然沒有宗教問題的困擾,并且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但是巨量白銀只進不出引發了強烈通脹,人口暴漲又伴隨著天災人禍糧食減產。人口過快膨脹和通貨膨脹這兩把尖刀,不僅殺死了明帝國的工業化進程,甚至使其經濟崩潰,而葬送了這樣一個龐大帝國

這一過程是如何發生的?

在至少兩百年的時間里,歐洲各國的遠洋商船來到中國,無論是穿過印度洋還是太平洋,都是帶銀子來,滿載貨物而歸,中國長期處于貿易順差狀態。

為了給歐洲支付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圍繞著南美玻利維亞的波托西銀礦,居然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建成了西半球最大城市。這樣的超級銀礦在墨西哥還有一個。此外還有若干規模較小的銀礦分布在南美、澳洲和日本。

同樣遭遇超級通脹和黨爭,為什么英國走向工業革命,而大明亡了?

波托西銀礦周圍形成的城市

國內外學者對明清中國的白銀流入量進行了多種估計。

《白銀資本》的作者貢德·弗蘭克認為,1800年前的250年,中國從歐洲(其白銀主要來自美洲)、日本獲得近4.8萬噸白銀,可能還從馬尼拉獲得1萬噸甚至更多,加上其它,總計約6萬噸白銀合16億銀兩流入,占有記錄的世界白銀產量的一半。北師大經濟學教授賀力平(2007)根據這一數據,剔除非貨幣用銀、運輸損失和磨耗等,得出1800年時中國貨幣用銀的存量約10.7億銀兩。因此中國又被稱為白銀的“終極秘窖”。

輸入中國的白銀,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貿易中流入的白銀,憑空產生了大量的購買力,使得外貿行業畸形繁榮,建立起畸形而脆弱的面向外貿的經濟結構。

江南等地借助國外輸入的白銀購買力,形成了發達的手工業集群,擁有龐大的工商業人口和精細分工,同時造就了一批工商富商及其政治利益代言人。與此同時,摧毀了明朝原有的主要面向內需的經濟結構,讓明朝的社會穩定器——自耕農中產階級大量淪為赤貧。

隨著貿易畸形繁榮,江南人口大量集中并膨脹,農業用地變成了桑樹、茶葉種植園。富庶的江南,糧食居然不能自給,需要從外地調運。糧食供應的緊張,成為一個致命的定時炸彈。

同樣遭遇超級通脹和黨爭,為什么英國走向工業革命,而大明亡了?

反映江南繁榮狀況的仇英版《清明上河圖》

白銀作為硬通貨,擠垮了明朝本身的信用貨幣——大明寶鈔,摧毀了原有的財政體系,明朝不得不全面改用白銀作為貨幣(張居正改革——一條鞭法)。

由于中央失去了發鈔權,而江南工商外貿集團除了成為明朝最富有的階層之外,還相當于擁有了發行貨幣的權力,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府,變成了實質上的中央銀行。

東西方的歷史在這里終于產生了交叉:中國經歷了信用貨幣崩潰,退回到硬通貨時代,金融系統變得脆弱而剛性;而歐洲卻從硬通貨時代走出,開始以硬通貨為準備金發行貨幣,過渡到信用階段,金融系統變得富有彈性而堅韌。

對于明朝來說,收了大量不能吃不能喝的白銀雖然吃了很大的暗虧,但也不是什么太大問題,畢竟家大業大底子厚。但更要命的是,隨之而來的南北政治內斗。

憑借發達的外貿經濟,江南地區變成了明朝絕對的經濟中心,但是權力中心卻因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緣故,設置在北京。

這種南北二元政治經濟的不平衡,成為明朝國內矛盾的總源頭。

北京(京津冀)和江南(長三角)的二元對立,實際上并不是明朝才出現的,而是自安史之亂之后,關中地區的經濟和陸上絲綢之路一同衰落后就已經出現,隨著宋遼長期對峙不斷強化,成為此后困擾中國內部穩定的千年痼疾。直到今天,依然能感受到一定的影響。

元朝雖然實現了政治統一,但二元對立仍然存在,支持元末起義軍的錢糧物資大都來自江南。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歷史性地將大統一政權定都南京,實際上就是看到了江南地區的經濟勢大難制,然而由于明朝還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兩難權衡之下,最后仍然定都北京。

有明一朝,北京一方面需要江南的財政支持,另一方面又防備江南勢力的過分增長,甚至采用了相當冷血殘酷的手段,比如編織罪名殺掉首富沈萬三,限制江南考生的高考(科舉)錄取名額,甚至借助明初各種大案株連江南富商,都是服務于這一目的。

然而這一切措施都是然并卵。隨著白銀貿易的繁榮,江南的經濟實力迅速膨脹,占據了明朝經濟版圖的絕對主導地位,南北矛盾暗流涌動,通過各種形式表現出來。

從下面兩張人口分布圖中可以看出,從北宋到明朝,經濟重心向江南匯聚的趨勢。

同樣遭遇超級通脹和黨爭,為什么英國走向工業革命,而大明亡了?

北宋人口分布

同樣遭遇超級通脹和黨爭,為什么英國走向工業革命,而大明亡了?

明朝人口分布

從下面這張明朝人才分布圖可以看出,無論怎么封殺,江南人必然會成為最為強大的政治勢力,從而左右中央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同樣遭遇超級通脹和黨爭,為什么英國走向工業革命,而大明亡了?

如果工商外貿集團像英國資產階級一樣干脆奪了政權,再抵擋住滿清的進攻,中國可能會像英國一樣,演變成一個金融集團控制的資本主義國家。

然而,這兩件事情他們都沒干成,這幫家伙借助代言人東林黨斗倒了閹黨,逃避自身納稅義務,只想安安靜靜地躺著掙錢。

天底下哪有光享福不費勁的美事?于是這幫不思進取的富商裝逼過度遭雷劈了……

17世紀前半期,拉美、中歐、日本等地的白銀生產衰退,導致世界性白銀短缺,輸入中國的白銀跳崖狀下跌,翻譯成現代語言就是外需跳水。根據Reid(1993)的估計,1620年代中國白銀輸入平均每年178噸,1630年代平均162噸,1640年代突然下降到89噸。

此時的明朝貨幣體系已經成為剛性而脆弱的貴金屬貨幣體系,新增貨幣完全依賴于外貿收入,不再像當年使用信用貨幣的時候,能夠自行發行主權信用貨幣進行調節,一肚子儒家經典的官吏完全不知道財政和貨幣政策為何物(這并不是苛求,春秋以及漢唐的官吏就知道如何采用貨幣和財政政策刺激經濟)。明朝也沒有如現代一樣的銀行,富豪們窖藏的大量白銀退出流通領域,于是流動性突然枯竭,明朝陷入了嚴重的貨幣緊縮。

越通縮,越刺激人們窖藏白銀,流動性就更加枯竭,所以明朝的經濟一下子就——休克了!

白銀緊缺、物價下跌造成許多人無法繳納租稅和還債,手工工場開工率嚴重不足,大批工人失業,經濟突然陷入崩潰。朝廷的統治基礎也因軍餉和裝備嚴重不足而受到嚴重削弱。工商外貿集團由于貿易量大跌也遭受了嚴重損失,進一步將稅收負擔轉移到無人代言的內地農民身上。

再加上此時恰好趕上了小冰河期,氣溫跌至千年以來的最低值,東亞地區氣候普遍惡劣,旱澇災害頻繁,農業歉收等,內地農民川陜農民最終用最直接的方式,推選出了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張獻忠、李自成,內外夾攻之下明朝滅亡。

明末各種匪夷所思的荒唐事,從流動性枯竭導致經濟休克這個角度就很容易解釋了。勤政卻又不得要領的崇禎皇帝,最終在煤山的歪脖子樹上吊身亡。

同樣遭遇超級通脹和黨爭,為什么英國走向工業革命,而大明亡了?

崇禎上吊

可以看出,越是大陸文明屬性強的經濟體,土地資源越多,資產階級越難在與土地貴族的斗爭中取勝。這是因為,保守派的勢力隨著耕地的面積成正比。反過來,英國海洋商業文明屬性強,本來就易于發展工商業和對外貿易,土地貴族勢力較弱,又排除了外來勢力干涉,于是在邁向資本主義的競賽中取得先機。

五百年前的國際形勢,與今天的世界有很大的雷同。當年的英國和大明,很類似今天的中國和美國。

如同當年的英國,中國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口號下,保持國內穩定,大力發展經濟,積蓄實力。如同當年的大明,圍繞著對外貿易,美國同樣形成了沿海與內陸地區的二元對立,撕裂成針鋒相對的兩大陣營。兩黨分別代表沿海和內地兩大陣營的利益,內斗不斷,寸步不讓。

塵封的歷史,又將以另一種形勢,回歸人間。

(未完待續)

【本文原載于微信公眾號“北山浮生”,授權察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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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同樣遭遇超級通脹和黨爭,為什么英國走向工業革命,而大明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