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問北大姚院長:除了非常“著名”的“球藉論”,您還搞錯了什么問題?

縱觀姚先生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實在有著眾多的“理論創新”,例如:務實主義 、直覺理論、層級制度、賢能主義……,然而,在我看來,販賣假貨的商人使人痛恨,而學者們的八卦,思想家們的囈語,同樣的令人不齒。以前,對于那些將教授稱之為“叫獸”,將專家稱之為“磚家” 的網友,我卻總有些憤憤不平而又耿耿于懷的,然而,讀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我的憤憤不平也就釋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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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問北大姚院長:除了非常“著名”的“球藉論”,您還搞錯了什么問題?

2019年7月1、2日,“第三屆思想者論壇”在北京舉行,出席這個論壇的是來自京滬及全球六十余名著名思想者,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姚洋先生作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的主題演講。

姚教授的演講,闡述的重點是兩個 “主義”:第一是回歸中國的“務實主義”;第二是“賢能主義”。然而,不知姚先生是故意搞笑或者是為著考核與會的“思想家”們的智識,在闡述“務實主義”的演講中引用了一個“非常”的“著名”的“球藉論”,他說:

【“鄧小平在當年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球籍論,就是我們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

然而,并沒有說明這個“著名”的“球藉論”的出處,譬如“著名”在×年×月×日在×××的場合或是××地方,或者“著名”在《×××選集》×卷×頁,只是用了“當年”一詞,也就不由得人們不想起鄧小平這個“當年”的多了,譬如鄧小平“當年”曾說過“我不懂經濟”等 之類的話,這些“當年”的話都是有上了報紙或者書的。

2019年7月5日,《察網》發了一位獨立學者(下稱獨立學者)的《北大姚院長,您把這個核心問題搞錯了!》的文章,糾正了姚“思想者”將毛主席的“球藉論”張冠李戴到鄧小平的頭上,并注明了出處: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作《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的報告中說: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象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藉!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其實,所謂的“球藉論”。是毛主席的也好,是鄧小平的也好,原本并不是那么“著名”的,因為毛主席的文章講話很多。若是鄧小平的,國人多知鄧小平的“著名” 的“先富帶后富論”、“摸著石頭過河論”以及“不爭論”……。 姚先生為了闡述他的“回歸中國的務實主義”,而且是鄧小平的“直覺理論”,同時又需要以此來證明鄧小平的確是“人民的兒子”,所以也就由不著名變得“非常”的“著名”了,而鄧小平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等等的論述反而變得不那么“著名”了。

獨立學者在糾正了姚先生的“毛冠鄧戴”之后,便出來為姚先生打圓場,他說:

【“姚洋是1964年出生的,在他們接受系統教育的時候,也是‘我們最大的失誤在教育’的時候。政治思想教育的缺失使他們這一代人閱讀過毛澤東的著作和鄧小平的著作的人很少,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的認識往往難以達到客觀、科學和全面的視野。”】

然而,我在讀了姚先生的這個演講后,覺得很是不以為然,姚教授的演講中可見,他不僅梳理過中國共產黨在過去近一百年的歷史,還追溯到孔子的儒家學說,還讀過《聯邦黨人文集》、美國《憲法》以用來佐證“兩個主義”的回歸,可見,姚思想家的治學不可謂不嚴謹,視野不可謂不開闊,知識不可謂不淵博,若以獨立學者的以出身的時間論,若對于不能稱為“思想者”的平民,是不必過于較真的,而對于為人民釋疑解惑的學者、教授的“思想者”而言,倘若不是出身在秦朝,而將趙高的“指鹿為馬”任意移花接木到后世的哪一個朝代的丞相或者宰相的頭上,豈不是讓后世的丞相或宰相們受了冤?

接下來再談“主義”。

姚先生的第一個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回歸”的“務實主義”,他首先聲明中國共產黨是西化的產物,并且引用毛主席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來佐證。因此,這也就足以證明了指導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是西方的泊來品,他說:

【“我要說的核心,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這個聽起來很別扭,中國共產黨為什么還要中國化?核心意思是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四十年,實際上是回歸中國的過程。”】

可見,姚先生的潛臺詞是中國的前五十八年,都是務虛的,是西化的,是不合于國情的,只有后四十年才回歸到中國,才回歸到“務實”中來,姚先生認為,這種務實主義表現在兩方面:

【“第一方面是對于中國人來講沒有永恒的真理,這和西方是非常不同的。”】

在姚先生看來,如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于真理與務實而言,皆不足為論的。

姚先生的第二個主義是“賢能主義”,他說:

【“儒家的理想主義就是一種層級制度+賢能主義,這個制度一定是有層級的,誰能進入哪個層級要看你有多賢、有多能,這是儒家的理想政治。事實上,這種儒家的理想政治,至少是以前所謂的自由主義政體所秉持的理想。”】

這里,姚先生的高明之處在于以“層級”巧妙的替代階級,因此,在姚先生看來,封建社會的帝王將相、王公貴族皆為賢能之輩,姚先生又說:

【“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四十年中,把儒家的賢能主義重新實踐了一遍。”】

可見,姚先生認為,改革開放的四十年就是實踐“賢能主義”的四十年,而在這四十年中進入高“層級”的人,皆為大賢大能之輩,中國的四十年來無與倫比的發展成績,就是“務實主義”的回歸+“賢能主義”的結果,至于那些付出血汗的億萬勞工,是不足為論的,并且有數據為證:

【“我們收集從1994年到2017年幾乎所有縣級以上官員的相關數據,從這些數據就能發現,中國共產黨人才的選拔符合賢能主義的傳統。”】

于此,我們實在希望姚先生能夠將他們收集的“幾乎”所有的縣級以上的“賢能”的官員的相關數據公之于眾,中國的“賢能”的官員到底有多少, “賢能”的承受著牢獄之災的又有多少?還忠心的希望他們也收集一下進入“賢能”層級的偷逃稅款的演藝明星有多少?另外,譬如像進入“賢能”層級的性侵9歲女童的王振華之類的富豪又有多少?

最后,為了進一步闡述他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的主題,他又為中國共產黨做出了定義:

【“在這兩點基礎上我們如何理解中國共產黨的體制?中國共產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既是一個組織,更是一種制度。這種制度需要這樣一種組織來選拔官員、做重大抉擇,這個組織就叫中國共產黨。”】

可見,在姚洋看來,中國共產黨這個組織與制度的職能就是選拔官員與重大抉擇,而至于中國共產黨《黨章》中,“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這一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與終極目標是不必而論的。

縱觀姚先生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實在有著眾多的“理論創新”,例如:務實主義 、直覺理論、層級制度、賢能主義……,然而,在我看來,販賣假貨的商人使人痛恨,而學者們的八卦,思想家們的囈語,同樣的令人不齒。

以前,對于那些將教授稱之為“叫獸”,將專家稱之為“磚家” 的網友,我卻總有些憤憤不平而又耿耿于懷的,然而,讀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我的憤憤不平也就釋然了。

二0一九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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