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寧:香港暴亂是蔑視法治和正義的無理造反

解決香港問題就是要徹底改變香港的殖民地屬性,包括它的殖民地經濟、殖民地法律、殖民地政治、殖民地意識形態和殖民走狗團體。還需要特別注意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與香港暴亂分子的內外勾結。大陸的法律4人幫與香港的暴亂分子戴耀廷過從甚密,經常跑到香港為他們出謀劃策。所以解決香港問題,必須與解決大陸存在的問題聯系起來。

于中寧:香港暴亂是蔑視法治和正義的無理造反

7月1日,香港暴亂分子對香港立法會進行的圍困、沖擊和打砸,是經過深思熟慮和長期策劃的。

香港占中后,主要組織者之一,所謂的法律副教授戴耀廷在2014年12月05日《紐約時報》發表題為“香港的下一步何去何從”的文章說:“有明顯跡象表明,占領正在失去公眾支持。在香港大學的最新一次調查中,近80%的訪問對象不支持繼續占領。……封堵政府也許比封路更有力。拒絕繳稅,公屋戶延遲交租,在立法會“拉布”,諸般不合作行動,都可以給政府制造麻煩。”

7月1日對立法會的占領和暴力行為,正是戴耀廷在5年前的設想,令人吃驚的不是他想干什么或者用什么方式來干,而是他作為法律副教授對法律的無知。因為占中和占領立法會這一類所謂的抗議或抗命行為,無論有沒有暴力活動,在西方的法律傳統中都是違法的,并且香港律師公會早在2014年就公開聲明了這一點。戴耀廷公然煽動違法活動,甚至連拒絕納稅,拒絕交租這種爛招都使上了,可見香港的所謂民主運動有多么爛,已經徹底淪為無理也造反的暴民行為了。

一、香港律師公會的聲明所體現的法治精神和它的意義

下面是香港大律師公會2014年在占中行動后發表的聲明全文:

【香港大律師公會就法治及公民抗命發表的聲明
1.香港現時有大批市民長期及大規模地占領公共地方和道路,造成不同程度的交通阻塞的狀況。此等行為,有機會觸犯法律。香港大律師公會現發此聲明闡述公會對「公民抗命」的意見。
2.參與這類活動的市民,大多以「公民抗命」為理由,認定自己的行為合理。正如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最高法院McEachern首席法官在Rv Bridges案[1]的判詞中所說,「公民抗命」是一個哲學原則,而非法律原則。簡單來說,參與者故意犯法,目的在于引起別人關注,同時亦是抗議某些法律或政府行為的不公義。在參與者遭到刑事檢控時,「公民抗命」不能成為對有關控罪的答辯理由。一旦參與者因在公民抗命的過程中的行為涉嫌觸犯法例而被起訴,若有足夠證據證明控罪,則無論行為的動機如何崇高可敬,在法律上亦不構成任何答辯理由,法庭也不會在審訊時對受審者的政治理想作出評價或裁決。
3.盡管公民抗命在法律上不成答辯理由,各地法院仍有從法治的角度評論公民抗命這概念。即使在云云法官當中,這個概念亦極具爭議性,看法也有極大分歧。以下兩個例子足以說明。
4.在Everywoman'sHealth Centre Society (1988) v. Bridges一案中[2],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最高法院Wood法官曾向參與公民抗命的被告人說過以下的一番話:“你們當中有許多人,一邊向我保證你們尊重法律,另一邊卻把你們漠視法紀的行為定性為迫不得已的抗爭,并歸咎于政府未能響應你們的要求而對法律作出相應的修改。……事實上,法律是你們唯一達至理想的工具,但你們透過故意不服從法律去尋求改變法律的行徑,反而威脅到法律的存亡。這等行為不僅是違法,而且完全是弄巧反拙的。”(強調后加)
5.但另一方面,在英國一宗著名案例Rv Jones (Margaret)案,賀輔明勛爵(Lord Hoffmann,現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判決中[3]卻有以下見解:
「諸位法官:發自良知的公民抗命,在本國有著悠久和光榮的傳統。認為某法律或政府行為屬不義,遂以違法行為表達他們的信念的人,有時會被歷史肯定。那些為爭取婦女投票權而抗命的女士們是一個顯明的例子。能包容這種抗爭或示威,是文明社會的印記。但違法者及執法者雙方都會認同一些相關的慣例。抗爭者的行為須合乎比例,并不會構成過度的破壞或不便,而且他們會以承擔法律制裁以證明他們信念真誠。警方及檢控官的行為亦會有所節制,裁判官在量刑時也會考慮抗爭者按良心而行的動機。」(強調后加)
6.大律師公會的立場是,即使根據賀輔明勛爵對公民抗命原則作所的較寬松的解讀,參與占領者也必須尊重其他未必與其見解相同的人士的權利和自由,也不應對社會造成過度的損害或不便,并須隨時準備對自己的行為負上刑責。與此同時,在執法和行使檢控酌情權時,警方及檢控官需時刻表現體諒及適度克制。
7.令人遺憾的是,一如警方于2014年9月28日曾過度地使用催淚氣體般[4],現在有跡象顯示「占領者」的持續行動,已開始對不少市民帶來過度的損害和不便。其中一個渉及占領行動的團體,在呼吁道路使用者及鄰近市民作出犧牲體諒的時候,也明確承認「不少普羅百姓因交通受阻而令生活不便,有家長因子女未能上學而感到痛心、有打工仔因道路封鎖每天需多花數十分鐘上班、也有住客因樓下是占領現場而受到噪音滋擾。」縱使「占領者」大部份可幸都表現和平,以上仍是實況。
8.此外,在現時延續的政治討論中,大律師公會驚聞某方面人士說任何有關憲制及法律原則的討論只是“玩弄學生和市民的花招”或只執著于“瑣碎的法律細節”。公會對政改的立場已于2014年4月28日及2014年7月11日發出的聲明闡明,在此不贅。任何人不論對二十四年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所制訂的憲制模式有何意見,有關選舉制度前路的討論,仍必須在基本法框架下進行,這是不容爭議的原則。現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亦曾在二零一三年四月十日的演講中,亦曾說過任何有關香港一人一票選舉的建議,都必須在基本法框架下進行探討。
9.就算對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14年8月31日作出的決定何等不滿,然而把憲制原則問題說成是“玩弄人的花招”或“瑣碎的法律細節”,是對法治精神公開的詆毀,此等言論十分危險。對此,公會重申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先生于2014年8月15日發表的文章“在司法獨立的原則下,法官沒有任何主人”中所說:“我希望社會能在《基本法》框架內理性討論政改。”
香港大律師公會
2014年10月8日
[1] 1 (1990) 78 DLR (4th) 529, §10
[2] (1989) 61 D.L.R. (4th) 154
[3] [2007] 1 AC 136 §89
[4] 公會就此于9月29日曾發出聲明譴責】

這個聲明的實質內容就是四條:1、任何沒有得到政府批準侵占公共空間的抗命活動,無論其理由是什么,都是違法的。2、違法者必須受到法律制裁。3、基本法就是香港的憲法,任何關于政制改革的討論,都要在基本法的框架下進行。4、以“法律是花招”這一類說辭來迷惑公眾,煽動情緒是危險的,也是極其不專業的。

香港法律界人士不夸張的說是完全西化的,骨子里是反共的,但是他們所表現出來的不以政治傾向為依憑的專業精神是香港社會秩序得以維持的基礎。就是說,雖然香港社會成分中大陸逃亡富翁及其后代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并且香港的知識分子接受了長期的殖民教育和統治,但只要這些人認同法律精神,認同國家民族歸屬,只要這兩條占據了主流,香港維持基本秩序就還是有希望的。如果香港的法律政策、政治政策和經濟政策能夠適當合理,具有前瞻和廣闊視野,那么香港的發展至少在整個中國的發展中不會掉隊,這些問題我們后面再說。

二、英國大法官的講話以及美國法律專家接受采訪所體現的法治精神

2014年8月27日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了英國最高法院院長的講話如下:

【在香港擔任法官(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英國最高法院(UKSupreme Court)院長廖柏嘉勛爵(Lord Neuberger)表示,中國最近的政策聲明并未傷害香港司法系統的獨立。
今年6月,中國發表了一份“白皮書”,稱香港法官應該“愛國”,引發巨大爭議。此舉促使成百上千的律師走上香港街頭表示抗議,隨后導致支持白皮書的香港律師協會會長林新強辭職。
廖柏嘉勛爵周二在香港發表講話時表示,沒有證據表明北京方面企圖干涉特區司法系統。
路透社(Reuters)援引廖柏嘉勛爵的話表示:“目前我并未發現司法獨立性受到傷害的跡象。如果我感覺香港司法的獨立性被削弱,我要么會大聲說出來,要么會被迫辭去法官一職。”
曾任香港總督的彭定康(Chris Patten)也和其他許多人一樣,對白皮書在司法獨立方面的暗示表達了關切。最近,他表示法官是獨立,“不應指示或迫使他們,將自己對正當程序和合法性的判斷置于某種別的政治考量之下”。彭定康是1997年7月香港回歸中國前的最后一任港督。
不過,廖柏嘉勛爵表示,愛國主義和司法獨立性并不矛盾。他表示,法官是通過“堅決而純粹地貫徹法治”展現愛國主義的,并強調必須“無畏、誠實而公開地秉公執法”。】

2014年香港占中后,美國之音這個由美國政府主管專門反共的媒體,在法律之窗欄目刊登了數篇文章,采訪美國著名的法律專家,這些文章和采訪都證實了香港律師公會的聲明與西方的法律精神和法律慣例是完全一致的。下面是美國之音法律窗口2014年10月3日的文章“美國如何看待和處理公民抗命”,由于文章太長,下面是重要段落的節選: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公民和平集會的自由。因此,只要是在法律的允許范圍之內,美國公民有權靜坐、游行和示威。這意味著,他們必須申請得到許可,在政府允許的時間和地點進行抗議。這屬于合法抗議。
公民抗命則不然。雖然它采取了非暴力的方式,但是,公民抗命者為了反抗在他們看來是錯誤的或不公正的法律而不惜觸犯法律。因此,他們有可能沒有得到官方的許可或者沒有按照規定進行反抗,這不屬于合法抗議。
西維吉尼亞大學法學院教授查爾斯•迪薩爾沃(CharlesR. DiSalvo)指出,公民抗命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抗議者愿意并準備好接受法律的制裁。
“這一點向公眾表明,雖然公民抗命者反對某項法律,某個做法或者某個慣例,但是,他們并不反對法治。相反,為了表示對法治的尊重,他們心甘愿意接受因為觸犯法律而受到的懲罰。”
從歷史上來看,公民抗命運動往往反抗的是某一惡法,而非整個法律制度,謀求的是社會變革,而非推翻整個政府,因此,它不是無政府主義。
……
美國歷史上公民抗命運動層出不窮,例如20世紀初的爭取婦女投票權運動,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80年代的反核運動以及反復出現的反戰運動等。
“為權力和變革組織起來”的政治活動人士麗莎•費希安認為,美國政府處理公民抗命運動的方式與目前中國政府在香港的做法沒有什么兩樣。她指出,美國歷史上同樣出現過使用催淚瓦斯和胡椒噴霧器,并大規模逮捕的情況。
她說:“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凸顯了美國南部種族不公的局面,并且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當時,警察的做法非常殘暴,很多人被警察毆打致傷。警察甚至使用消防水龍頭和警犬對付以非暴力方式進行抗議的人們。”
……
洛約拉大學法學教授兼律師比爾•奎格雷以甘地,馬丁•路德•金以及曼德拉所領導的公民抗命運動為例指出,歷史上最受歡迎、帶來變革最大的公民抗命運動都是以非暴力的方式進行的。因此,公民抗命者若要引起公眾對其主張的同情和關注,就必須自始至終秉持這個原則。
奎格雷說:“假如在人們從事的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中,政府作出過度的反應,并且在其中扮演了壞人的角色,這往往成為公民抗命者揭露社會不公正的最佳辦法,因為公民抗命的核心就是挑戰社會不公正。”
美國歷史上,每當警察過度使用武力,不僅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反而給公民抗命運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反過來,公民因暴力抗命而觸犯刑法,警察為維護秩序而采取適當的武力,也被一些人看作是法治社會不可或缺的行動。】

英國最高法院院長和美國法律教授實際上都表達了同一種簡練而有力的觀念,就是在個人自由和社會秩序的關系上,秩序高于自由。這一點我們后面再談。

三、法治精神還是造反有理,甚至無理也造反,這是一個社會能否營造良序的基礎

2014年的占中和今年7月1日的沖擊立法會,是典型的無理造反。關于占中,我們在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中就已經詳細剖析過它的無理性,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有秩序、分階段、通過養成民主習慣,在社會上形成理性氛圍,來逐步實現民主的可行性。而香港的所謂民主派,實際的造反派,企圖通過攪亂社會渾水摸魚,達到美國的戰略目的。所以香港的所謂民主派,連稱呼他們為造反派都不配,因為他們就是走狗派,漢奸派。

7月1日對立法會的沖擊更說明了這些走狗派的真實目的。一個香港人在臺灣殺人后逃回香港,香港因英國在殖民時期對大中華地區的犯罪問題采取了特殊政策,因而在法律上有漏洞,造成了正義得不到伸張。香港政府希望通過彌補法律漏洞,使正義能夠有效伸張,卻被香港的走狗派組織人員進行造反。這個行動與當年的占中行動已經有了本質的不同。如果說占中還能虛偽的打著正義的旗號的話,那么沖擊立法會及其以前的游行,已經是赤裸裸的拋開了正義,而且是赤裸裸的反正義了。

香港的走狗派毫無正義感,這一點我們不應該感到驚奇,而真正值得深思的是,為什么那么多人都站在了非正義一邊?難道常識都使他們無法分辨正義和非正義了嗎?

實際上,無論是哪一種社會,不滿情緒都是普遍存在的。每一個人的不滿情緒,絕大部分都是一些身邊瑣事。而調動大部分人因身邊瑣事而積累起來的不滿情緒,需要一些必要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有人煽動。他們對社會上的各種不滿進行歸納,說都是單一的原因而造成這些問題,這個單一原因最容易被提出的就是意識形態,因為意識形態是一些空洞的教條,很容易把各種不相干的東西都裝在里面。煽動者說,只有解決了這個單一的問題,其他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其實大多數有社會經驗的人未必相信這種說辭。但是只要有少數人愿意跟從,就足以形成社會波涌。

第二個條件就是煽動者很容易接觸年輕人并且在年輕人中間有一定的影響力。年輕人正處于逆反期,他們沒有生活壓力,卻有許多無名的不滿,這些人很容易被一些烏托邦的目標所煽動。所以大學老師,如果他們不安于學術和教學,相反卻有無限的野心,對這些人要特別警惕,必須要有相應的制度、法律和秩序來約束這些人,對其中的野心家要堅決予以清除。

第三個條件就是信奉造反有理。我有不滿,我就有造反的理由。社會秩序跟我有什么關系?我的訴求哪怕根本不切實際也必須達到,因為那是我的自由。造反有理在西方被稱為自由至上主義,實際上就是無政府主義。

用法治精神來約束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不滿情緒,引導這些情緒通過一事一議的法律精神來獲得解決,這是避免那些野心家陰謀家通過集合這些情緒煽動無理造反的重要途徑。因此完備法律,是建立社會良序秩序的一個基礎。

自由是一個多義向非嚴謹概念,既可以是反抗壓迫的自由,也可以是不遵從任何權威、秩序、紀律和法律的自由,還可以是弱肉強食的自由。所以不同的人,不同的階級,不同的社會團體,他們所主張的自由是不同的,甚至可以是敵對的。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都自稱自己是自由主義,但是他們的自由從來都不是一回事。

那些具有政治經濟優勢的人,常常用自由的名義挑動下層群眾造反,這些下層群眾如果沒有政治分辨力,就會常常成為被具有優勢者利用的烏合之眾。所以對普通民眾進行正確的政治教育是現代良序社會的一個必要前提。

煽動者的存在和造反有理的價值取向,會使無數的細小不滿加總在一起,它使造反所形成的破壞力卻是極大極大的。

香港社會的資源很多是掌握在境外勢力手里的。只要境外勢力得不到根除,香港社會就永無寧日。同時無論在大陸還是香港,都要徹底拔除造反有理的價值觀念,代之以法治精神。

中國人造反有理的價值取向和西方人法治精神的價值取向,其來源是非常復雜的,短短的文章不能探究其源。但是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就是不同的社會歷史環境造就了不同的價值取向。

西方社會一直到現在都是失序的。工業革命前,西方社會一直處在部族主義和村社主義之中。資產階級革命使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成了主流價值觀,進一步解構了西方社會。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前基督教起著凝聚社會秩序的作用。但是新教革命破壞了基督教這種凝聚力。資產階級所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必須有一種凝聚精神,這種精神就是法治。法治是一個失序社會建立秩序的唯一途徑。

和西方根本不同的是,中國一直是一個完序社會。中國以血緣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包融社會,2000多年前就建立起來了從家庭到宗親到氏族到村社到地域到國家的完整社會序列,有自己的道德秩序、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法治的地位并不突出,也不需要突出。同時中國有幾百年一次的造反來變更社會的政治秩序,以使社會在面臨失序時重新構建秩序。

但是中國現在的社會正在解構,大量原來生活在完整社會序列中的人進入城市,原有的社會序列已經瓦解或者正在瓦解,這就需要提高法治精神的地位,用它來代替過去那種定期造反重組社會序列的社會建序方式。同時總結和發揚中國傳統中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那些價值觀念。

總體上說,從文明的角度,西方的爭斗型文明正在向東方的包融型文明靠攏。但從社會的角度說,中國的宗法社會正在向西方的法治社會過渡。這是一個不可更改的歷史趨勢。

至于香港,由于香港是移民社會,但又是大陸移民社會,而且是殖民社會,基于文化的和政治的原因,香港的法治基礎并不完善,完善香港的法治基礎是保持香港穩定的重要方面。這正是香港前后兩次修法的根本原因,也是香港的走狗派為什么這么害怕修法的根本原因。某種程度上說,是香港政府的退讓態度,鼓勵了外國勢力和他們的走狗。所以香港修法勢在必行,不但要修補關涉正義,關涉國家安全的漏洞,而且要徹底思考香港法律制度的正義性,適用性和民族性,使其成為香港穩定和公民行為的基礎。

四、為什么秩序高于自由?

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大概對拉塞爾·柯克這個人所知不多。柯克是美國當代保守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共和黨的思想教父,曾被里根總統授予總統公民獎章,是知識界很少得到總統獎章的人之一。柯克于1974年出版的《美國秩序的根基》一書,成了美國保守主義復興的基礎。

柯克這本書的第一章題目就是“秩序,人類的第一需要”,他開篇就指出:

【“與其他任何人類社會一樣,我們的社會也是被所謂的秩序聯合在一起的。……如果我們缺少了靈魂秩序和社會秩序,我們就居住在幽暗之地。”
“秩序是靈魂的第一需要。除非我們認可某些約束自身的秩序原則,否則便不可能愛我們當愛之物。”
“秩序是共同體的第一需要,認可借以實現正義的某些秩序原則,否則便不可能與他人和睦相處。”
“良善社會的特征,是保有相當程度的秩序、正義和自由。在這三者之間,秩序居首:因為只有在合理的公民社會秩序之中,正義才能實現,而且除非秩序能賦予我們法律,否則自由無非就等于暴力。”】

在這里列出柯克的觀點,只是想表明西方并不像中國的那些自由派知識分子所說的只有一個主義,一個觀點。正是由于對西方的政治經濟現狀和它的全部學術狀況缺乏了解,大陸和香港成了學術騙子的天堂。

秩序、正義、自由,這個順序才是美國社會組成的基礎。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為什么美國警察暴力屢屢發生?就是美國的國家意志必須維護警察的權威。如果這種權威受到削弱和打擊,美國已經很糟糕的社會秩序就更無法維護了。毫無疑問,美國警察的暴力行為并無正義可言,但是美國國家意志在正義和秩序的選擇中選擇了秩序。

美國警察的行為并不值得中國效法,警察必須得到很好的教育讓他們懂得什么叫正義,并對正義有畏懼感。但是美國對秩序的這種強調和尊崇值得中國深思。如果我們要從美國學習什么普世價值的話,這個順序就是真正的普世價值。因為它是所有國家和社會構成的基礎。

許家屯在《香港回憶錄》出版后講過:

【“理解香港,有一個不可須臾忘記的最重要特點:香港是被英國人統治了一個世紀的殖民地。”】

許家屯是個可恥的叛徒,但是他講出了香港問題的實質。所以解決香港問題就是要徹底改變香港的殖民地屬性,包括它的殖民地經濟、殖民地法律、殖民地政治、殖民地意識形態和殖民走狗團體。

還需要特別注意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與香港暴亂分子的內外勾結。大陸的法律4人幫與香港的暴亂分子戴耀廷過從甚密,經常跑到香港為他們出謀劃策。所以解決香港問題,必須與解決大陸存在的問題聯系起來。

毛澤東和鄧小平所設想的一國兩制,一國是中國,主權和治權都在中國。兩制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這是兩種經濟制度,而不是兩種政治制度。而且這個資本主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資本主義,而不是在那之前的強盜資本主義,更不是殖民主義。這是理解香港當前的情況和香港的未來之路的根本。下一篇文章就是從這個根本出發,探討香港的未來之路。

【于中寧,察網專欄學者,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國家一級導演。本文原載于微信公眾號“于導談天說地”,授權察網發布。察網發布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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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香港暴亂

原標題:于中寧:香港暴亂是蔑視法治和正義的無理造反